安娜没有再去碰关押区的门。
红十字回函摆出去以后,她就看明白了,至少在眼下,东京不会再轻易给第二次探视开口子。门既然一时推不动,她就转身去摸另一扇更软的——稿子。
这天下午,她在打字间、茶水棚和诊棚之间走了三趟。
路线不固定,话却很固定。
先在打字间边上,替人扶了一下快倒的纸卷,顺着几名记者争标题的空档,说了一句:“真正重要的新闻,也许不是谁打下东京。”
有人抬头看她。
她就把后半句放得更轻。
“而是谁来审判日本。”
换个地方,她说法又变了些。
茶水棚里人多,她不谈主语,只谈原则:“接管一座城,和代表所有人裁决一场战争,不是一回事。”
诊棚那边,她则说得更像程序话:“战争责任如果真要写进历史,至少该有多方监督,不该只由胜利者自己下笔。”
句子都很顺耳。
听着甚至有理。
问题在于,它在往前提一件尚未真正落下来的事——多方监督审判;同时把另一件已经摆在所有人眼前的事实,往后压了半步——东京就是陈浩打下来的,东京的俘虏、证据、责任链,也都在虎贲手里。
这一步要是让记者们跟着写了,后头的叙事就会慢慢偏。
首功会被稀释。
主位会被拆薄。
“谁接管东京”会被写成过渡。
“谁来审判日本”却会被提前写成终局。
安娜没催任何人一定照她的方向下笔。
她只是把这句话不断放进不同人的耳朵里,让它听上去像一个自然会浮起来的公共问题。等问的人多了,答的人就会顺着这个框走。到那时,她就不用亲自写结论了。
玛格丽特最先察觉到不对,是在同一天下午。
先是一个法国通讯社的记者在走廊上拦住她,问她:“如果最后不是东京独立开庭,你准备怎么改那篇资格稿?”
没过半小时,又一名英美联络记者来问:“你觉得监督会不会比接管更值得写?”
第三次更直接。一个刚进东京没多久的年轻记者抱着稿纸,低声请教她:“如果多国才有资格裁决,那你现在写东京秩序,是不是写早了?”
三个人。
三个口子。